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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高薪养廉经验在中国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7:48:37 阅读: 来源:铝罐厂家

新加坡高薪养廉经验在中国评论

近日关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,许多人忽略了他给中国输入公共管理经验的细节。在李的多次访华中,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显然是个好“学生”。朱的许多改革是借鉴了新加坡经验的。有趣的是,虽然中国的改革与新加坡的经验有相似之处,不过,“南橘北枳”的问题仍然存在。许多改革在现实中遭遇很大的阻力,“以薪养廉”就是一例。

1992年是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的关键年份。在李光耀访华前,中国新华社记者向李光耀问计,主谈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经验。当时人们开始重视公共管理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。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,他介绍说:“一切有关政府官员权力的工作条例,力求简单明确。这样一来,任何违反条例的行为都很容易引起怀疑或招来投诉。”同时,“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自行处理权,例如批准发给执照或许可证的权力。”更重要的是,李光耀谈到,“(新加坡的)公务员的薪金都相当不错,因此受贿的公务员会冒失去工作和养老金的危险。”显然,李光耀对公务员薪酬的激励和反腐作用是相当有信心的,并且认为此经验可以适用于中国。有趣的是,新华社报道一开始就有意识的不用“高薪养廉”,而是用了“以薪养廉”。

不论是“高薪养廉”还是“以薪养廉”,在经济学的理论中,政府能否提高公务员薪酬来减低腐败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。简单来说,卸责理论认为,既然因腐败获得的收入很高,腐败行为又难以被发现(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),因此,给公务员工资水平要非常之高才可能起到反腐的作用。一般情况下,温和的工资上涨是起不到反腐的作用。诺贝尔经济学奖約瑟夫·斯蒂格利茨是其中一位倡导者。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相信效率工资理论。只要公务员工资是公平合理的,公务员会理性考虑腐败后一旦被发现的代价,因而遵守公务员的一些基本守则。目前经济学关于此项研究大多使用跨国数据,目前只有一项证据是比较确定的:过低的公务员工资会加重腐败问题,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显然是肯定这一点的,而朱镕基也是如此。

有趣的是,尽管1990年初国人对海外的公共管理经验了解较少,新加坡“高薪养廉”经验却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辩论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数篇关于公务员薪酬和廉政建设的文章。文章的作者多为纪委系统的干部,而且多数拥有较高的行政级别(省部级)。比如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提到,“他们(新加坡)一般只说‘以俸养廉’,很少说是‘高薪养廉’。因为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只是保持在中上的过得去的水平,比起相应的在企业谋事的职员来说,收入还要低得多。”在公务员薪酬与廉政建设方面,大多数的讨论没有深入了解背后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情况。一开始,对许多共产党官员开说,“以薪养廉”或者“高薪养廉”是一种特别的思想上的刺激,许多人愿意循着这一思路改善中国公务员的治理。但新鲜感过后出现各种反对声音。

许多作者对“高薪养廉”抱有很强的戒心。比如人民日报的一位作者引述儒家的一些传统观念,他认为“廉者常乐无求,贪者常虞不足”,因此,“高薪养廉”是完全靠不住的。许多公务员薪酬较高的发达国家仍然有各种腐败行为,而中国经济还不发达,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,因此,中国是没有条件实施“高薪养廉”的。而中国的传统、可靠的做法恰恰是“以俭养廉”。许多官员哪怕生活上很清廉,也愿意为百姓服务;而一些官员即使有很高的收入,也不断追求私利。他在文章续称,“在革命战争年代,革命者有坚定的信念、崇高的理想、顽强的革命精神和一切奉献给人民事业的奋斗目标与人生观,发扬了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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